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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光明书话】
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在近年来发展迅速，一系列优秀成果在选题、取材、立论、方法、视角等方面，皆显示出巨大的学术推进成绩，成为时下人文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之中，对基础文献的编纂、整理与研究，堪称亮点。其中艺术家年谱如朱关田《颜真卿年谱》、潘中华《钱载年谱》、薛龙春《王铎年谱长编》、王中秀《黄宾虹年谱长编》，信札整理如陈智超《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》、薛龙春《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》、梁颖《吴湖帆师友书札》、丁小明《叶恭绰友朋尺牍》、许全胜《沈曾植书信集》，书画论著如刘石《法书要录校理》、陈志平《墨池编汇校》、古原宏伸《米芾画史校笺》，史料汇编如陈高华《隋唐五代画家史料（增补本）》《宋辽金画家史料》《元代画家史料（增补本）》、白谦慎等整理《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》、华人德等《历代笔记书论汇编》《续编》《三编》、张小庄《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》《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》《清代笔记、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》《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》，艺术家诗文集如周道振辑校《文徵明集（增订本）》、胡洪军等编校《虞世南诗文集》、桑椹整理《六舟集》、陈书良等笺注《唐伯虎集笺注》。其馀散见于期刊、报章者，也不乏佳作。
这一系列成果的推出，得益于国内外文博机构资料的公开、收藏市场的繁荣、网络资源的便利、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投入等，一众学者沉潜故纸、集腋成裘，使学术成绩质、量皆可迈轶前修。
不过，倘与其他相邻的人文学科进行横向比对，则不难发现，从整体上看，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文献基础仍难称坚实：许多刻本、稿本与石刻文献未被全面整理，大量点校整理的著作质量有待提升，诸多研究者并不充分重视对基础文献的全面掌握和精细整理，至于各式研究空白、陈说谬误，更是不胜枚举。兹以三部自付梓以降即广受关注、迄今仍被频繁征引的著述为例。
一是马宗霍编纂的《书林藻鉴》。该书凡12卷，收录历代书家2814人的相关文献近万则，广涉数百种古今典籍，自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，旋即被视为古代书家文献的集大成之作，不独直接影响了书法理论家祝嘉《书学史》等一系列著作的编撰，更成为此后数十年书学研究者的取资渊薮。但该书并非由马氏一人遍搜群书、精细校勘而成，而是大规模袭用了《佩文斋书画谱》《国朝书人辑略》《国朝画识》《国朝诗人征略》《湖南通志》等书中的现成条文，仅在此基础上有所删润。由于马氏编纂时，未在考察史源、校勘文本上用力，故而该书中的文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时序颠倒、字词讹谬、文题不合、改易原意、拆解原文、不考史源、收录伪书等问题，本质上是延续了数百年间积累的文献问题而无所勘正。倘引用者对此毫无自觉，便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干扰。
二是《中国书画全书》。上海书画出版社于1992年推出该书首版，2009年修订再版，其间于2005年推出配套的《中国书画文献索引》。该书凡史传、艺论、题跋、著录、画谱、笔记等无不收录，兼该甚广，体量庞大，倘与《索引》搭配使用，堪称“前数据库时代”高效检索历代书画文献的最重要资源之一。但该书的局限同样明显，或因杂出众手，全书只有简单的断句而无具体的标点符号，亦有一些断句失误之处。而各篇题解文字反映出，点校者大都没有细致地梳理过相应书籍的版本谱系，底本选择失当者不乏其例，也未引入充分的参校本，使得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型丛书无一条校勘记。该书问世迄今，将研究筑基于其上者不在少数，研究成果也自然会受到一些局限。
三是《书苑菁华校注》。陈思编《书苑菁华》是继张彦远编《法书要录》、韦续编《墨薮》、朱长文编《墨池编》后的又一重要书学文献选本，该书不独对研究南宋以前的书法史意义重大，对校勘张、韦、朱三书中的许多篇章也极为关键。崔氏点校该书，以汪氏振绮堂本为底本，以明善堂本、四库本为参校本，未充分吸收明清诸多刻、钞本，也直接忽略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刻本，考虑到后者作为传世早期书学选本中仅有的宋刻本，早为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著录，且收入《中华再造善本》《四库提要著录丛书》等丛书中，自非罕见秘笈。则这显然是版本调查时的疏失，也直接影响了点校整理的学术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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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述三书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，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，然限于时代条件与整理、研究的水平，它们已经无法满足后来的需要。倘不加检核，盲目使用，将会影响时下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品质及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。
之所以会如此，未必都是个人的问题，这里不妨对中国的艺术发展史稍加回顾。如我们不过分计较“艺术”或“art”的现代、西方含义，而以复数、广义的视角审视，那么，不论是书法、绘画、印章，还是陶瓷、建筑、雕塑、园林与各式工艺，都有极其绵长且发达的艺术发展史，起点大都可以追溯到很早。但是，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，特别是与艺术相关的历史观念、知识系统、名家脉络、作品序列，则要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。至于大规模、成体系、高水平的著作的推出，恐要到唐代张彦远编《法书要录》、著《历代名画记》，才可算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。自两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诸文艺门类的全面把握、筛选以降，书法、绘画（主要是山水）成为历代文士的用力之所，它们既有着最为鲜明的“文人性”，也促成了一众著述或文本的生产。这一历史进程先有实践积累、后有理论总结，虽牵涉诸多位望俱隆、学殖深厚的知识精英，也与相应时代的文化思想关系密切，但毕竟不处于以经学为核心的古代学术乃至知识系统的要津，也罕被认定为严肃的研究领域，故不能摆脱“雅玩”“戾家”“馀物”“小道”等标签。由是，愿意冒“玩物丧志”之讥而专力撰述者，相对有限；致力于以治艺、鬻艺立身者，更是多与科场蹉跎、绝意仕进、治生艰难、时局动荡等因素有关。至于近现代，这一“游于艺”的传统犹有其强大的生命力，使得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到很晚才获得学科意义上的部分认定，而现代意义上对传世书画等艺术品的全面鉴定，推出基础性、大规模的基础文献整理著作，并由此发展出优秀的研究成果，则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事情。这便意味着，今人承接的是一笔储量丰富但成分复杂、空白尚多但操作不易的历史遗产，其研究难度与可为空间乃是一体的两面。所以，对于时下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而言，推进具体的研究课题与改善整体的文献境况，应是同步进行、不宜偏废的。
当然，编纂、整理、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基础文献有其特殊的困难。如编撰艺术家的年谱，需要对谱主一生行迹及其亲朋师友网络有极为精微的掌握，有效鉴定、吸收其诗词文本与艺术作品中的信息，并在习见的四部典籍之外，利用各种刊本、稿本材料，还原其人、其时代的面貌。整理与考释信札等稿本材料，需先正确释读文字、断句，继而逐一考证出人物（包括写信人、收信人、信中提到的人）、时间、地点、事件及诸种未必明说的幽曲心态或动机，再与所涉人物的其他行迹、文本，所在的群体、圈层，乃至地域、时代相勾连。当然，对这类稀见原始材料的研究，属于典型的“以已知推未知”，其根基仍是对习见典籍的掌握。点校书论画论，一方面要在厘清该书版本谱系的基础上，合理选择底本与参校本，继而全面掌握相关篇目在其他典籍中的情况（如点校《法书要录》《墨薮》《墨池编》《书苑菁华》中的任一种，需搜集其他各书的所有版本），并重视字书、类书、注疏等其他类型文本中保存的异文或佚文；另一方面则要对其义例与所涉的史事、术语、表达等有透辟的了解，能在一众异文中判断甲乙……概言之，相应编纂、整理工作本身便是涉猎广、考索深的系统性研究。老一辈学者如汪世清，在确定以明末清初徽州地区为关注的焦点后，几乎是“地毯式”地将此间史著、文集、笔记、题跋、方志、谱牒、著录、图录、印谱、案、信札、著作稿本等搜讨无遗，然后细致抄录、详加排比，由此发现了无数研究空白与问题，最终编录的诗文集、纂修的年谱、考订的著作，皆材料扎实、结论可靠，甚至其抄录的材料本身也变成了另一形式的“善本书”，足以嘉惠学林，允为后来学者的楷式。
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、学术条件大为改善的当下，收集材料、检索文本的难度已较此前降低了许多，各式神奇的“e考据”手段也往往成为推进研究的利器。因此，我们更要认识并把握这一前人不曾想见的时代红利，重视基础文献的编纂、整理与研究工作，由此提高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水平，最终增益人文学术的整体进步。
（作者：陈硕，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）
图片来源：人民网出品记者 吴志森
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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