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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的清理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，从抗日战争期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直到进入新的世纪，始终没有停滞过。其中1949年前，清理了3次；1949年至2010年，共开展了4次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清理是1954年至1965年。用6年时间对全院收藏的所有文物，逐殿逐室进行全院文物的清点、鉴别、分类、挪移并抄制账卡。再历时5年，对藏品进一步鉴别定级，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总登记账，并核实各文物专库的分类文物登记账，物、账相符，基本做到院藏文物有底有数。这是一项相当艰巨、繁复的工作。当初面对清宫堆积如山的物品，以及藏品中玉石不分、真赝杂处的状况，有人担心50年也干不完。但是故宫人仅用10年时间就基本完成清理，并制定了有关保管工作的规定和办法，使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工作开始走上正轨。
光影迷宫中的守护者：鉴黄师的日常与“色板”的诞生
想象一下，在浩瀚如烟的数字信息海洋中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影像。有记录生活点滴的温馨瞬间，有传播知识的教育素材，也有一部分，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，甚至违法或有害的内容。谁来在这片信息的洪流中拨开迷雾，辨明真伪？答案，或许就藏在“鉴黄师”这个听起来略带神秘色彩的职業背后。
“鉴黄師”，这个词汇常常与“色情”内容紧密相连，似乎是一个单纯的“打码”或“删除”的执行者。真相远比这復杂和專业得多。他们是数字时代的“侦探”，是影像内容的“审判官”，更是信息安全的“守护者”。他们的工作，并非仅仅是粗暴的屏蔽，而是一门精密的科学，一项需要高度专业素养和严谨态度的技术。
一个鉴黄师究竟要做什么？他们的工作内容远不止于“看”，而是涉及大量的图像分析、技术判断和信息核实。当接到需要鉴别的影像资料时，鉴黄师首先要做的，是理解任务的背景和目的。这可能是一宗网络犯罪调查中的关键证据，也可能是平台内容审核中需要仔细甄别的违规内容，抑或是科学研究中对特定影像特征的分析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“色板”（ColorChart）——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色彩校准工具和技术——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它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“颜色分类板”，而是在影像分析中，用于精确比对和还原色彩真实性的技术手段。在专业的影像鉴定领域，色彩的准确性是判断影像真实性、识别后期处理痕迹，甚至是推断拍摄环境的重要依据。
為什么色彩如此重要？色彩是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直观體现。任何影像，无论多么逼真，都离不开光線。而色彩，就是我们感知到的光线信息。在鉴黄師的工作中，异常的色彩表现可能预示着多种问题：
图像伪造或篡改：如果一张照片经过Photoshop等软件的深度处理，即使表面看起来天无缝，其色彩构成也可能出现不自然的偏差。例如，某个区域的色彩饱和度过高或过低，或者色彩之间的过渡生硬，都可能是人为干预的痕迹。色板的使用，能够帮助鉴黄师建立一个“标准参照”，与原始影像中的色彩进行比对，从而找出那些“不合群”的颜色。
设备和环境影响：不同相机、不同镜头、不同光源都会对色彩产生影响。例如，在白炽灯下拍摄的照片，色彩会偏黄；而在荧光灯下，则可能偏绿。鉴黄师需要了解这些影响，并通过專业的色彩校准工具，还原出接近真实的光照环境下的色彩。这对于判断照片拍摄的时间、地点，甚至天氣状况，都可能提供线索。
特定物质的识别：在某些情况下，某些物质在特定光照下会呈现出独特的色彩反应。例如，在法医学影像分析中，某些化学物质在紫外线照射下可能呈现荧光，其颜色和强度也是重要的鉴定依据。内容合规性判断：虽然“鉴黄師”这个词汇带有指向性，但其核心工作是内容审核和信息辨别。
某些国家或地区对于影像内容的色彩表现有特定的规定。例如，某些场景的色彩强度或饱和度可能被视为不适宜传播。色板在这里就成為了一个量化指标，帮助审核人员更客观地判断内容是否符合规定。
鉴黄师的工作流程往往是高度流程化的，并且需要结合多种技术和工具。他们会使用专业的图像分析软件，对影像的像素、色彩分布、纹理特征等进行深入剖析。一些高级的分析技術，如色彩直方图（ColorHistogram）分析，可以直观地展示影像中各种色彩的分布情况，任何异常的峰值或低谷都可能成为突破口。
“色板”在這一过程中，更像是一个“标准尺”和“诊断仪”。当鉴黄师怀疑某张照片的真实性时，他们可能会尝试将其与一组标准的色板图像进行比对。如果原始照片中的色彩与色板在特定条件下应有的色彩不符，那么這张照片很可能经过了修改。反之，如果色彩高度吻合，则增加了其真实性的可信度。
更进一步，在数字取证领域，鉴黄師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编程和脚本编写能力，以自动化处理海量数据，并开发定制化的分析工具。例如，编写脚本来批量识别特定色彩特征的图像，或者检测影像中是否存在常见的篡改痕迹。
当然，鉴黄師的工作并非冰冷的机器操作。他们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、严谨的逻辑思维，以及对细节的高度关注。即使是最先进的AI技术，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判断力。有时候，一个细微的色彩偏差，或者一个不合常理的光影表现，只有经验丰富的鉴黄师才能捕捉到。
“色板”之所以被提及，正是因为在视觉信息的世界里，色彩是最基本、最直观却又最容易被操纵的元素之一。通过对色彩的精妙运用和严谨分析，鉴黄师们在数字世界的“光影迷宫”中，扮演着守护信息真实与安全的默默奉献者。他们并非只盯着“黄”，而是用專业的“色板”和技术，解读着比色彩本身更丰富、更复杂的信息，守护着我们所处的数字环境。
“色板”背后的技术链条：从辨色到溯源的智慧
“鉴黄师”这个职業，常常被简化为对不当内容的“过滤”工作。拨开这层标签化的迷雾，我们会发现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“技术链条”。而在这个链条中，“色板”——作为色彩校准与分析的具象化工具—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参考对象，更是贯穿影像分析、真伪辨别乃至数字溯源的关键环节。
它连接着原始光影的捕捉，与最终的判断结论，构成了鉴黄师工作中的一道重要防线。
在现代社会，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。随之而来的，是对影像内容真实性和合规性的挑战也日益严峻。无论是网络谣言的传播，还是网络犯罪的证据固定，亦或是内容平台的内容审核，都离不开对影像的專业解读。而鉴黄师，正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参与者。
“色板”在鉴黄师的工作中，其重要性可以从多个维度来理解。它是一个“标准参照”。在拍摄过程中，使用专业的色卡（ColorChart）或色彩校准器，可以记录下当前光照环境下真实准确的色彩信息。当后续对影像进行分析时，鉴黄师可以将待分析影像中的色彩与其參照的色板信息进行比对。
这种比对不仅仅是简单的肉眼观察，而是通过专业的图像处理软件，对影像的RGB值（红、绿、蓝三原色数值）、HSV值（色相、饱和度、亮度值）等進行量化分析。
色彩还原与校正：许多影像在传输、存储或后期处理过程中，都可能發生色彩失真。例如，手機拍摄的照片在上传到网络后，色彩可能变得黯淡或失真。鉴黄师可以通过引入标准色板信息，对這些影像进行色彩校正，使其恢复到接近原始拍摄时的状态。这对于判断影像是否经过了不当的“美化”或“滤镜”处理至关重要。
识别后期处理痕迹：专业的影像编辑软件（如Photoshop）可以通过调整色彩来实现各种效果，包括伪造证据。即使是经验丰富的P图高手，也很难做到在色彩处理上滴水不漏。例如，在对某个区域进行颜色填充或调整时，该区域的色彩分布可能会出现不自然的“团块”或“断层”，与周围区域的色彩过渡显得生硬。
使用色板作为参照，可以更精确地检测出这些色彩上的异常，从而发现影像被篡改的痕迹。推断拍摄环境与条件：色彩是光线的直接反映。不同类型的光源（自然光、白炽灯、荧光灯、LED灯等）会产生不同的色温，从而影响影像的色彩表现。通过分析影像中物体本身的色彩以及与色板的比对，鉴黄师可以推断出拍摄時所使用的光源类型，甚至估算拍摄時间（如白天、夜晚）和季节。
这在一些案件的侦破中，能够提供宝贵的佐证信息。
色板在数字取证领域，更是不可或缺的“证据链条”的一部分。在涉及网络犯罪的案件中，影像证据常常是关键。这些影像可能经过多次传播、存储和修改，其真实性面临严峻考验。鉴黄师需要运用一系列技术手段来验证这些影像的完整性。
元数据分析：除了影像本身的像素信息，图像文件通常还包含元数据（Metadata），如拍摄时间、相機型号、GPS坐标等。鉴黄師会结合元数据信息来辅助判断影像的真实性。例如，如果影像中的色彩表现与元数据显示的拍摄环境不符，或者元数据本身存在可疑之处，那么该影像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。
数字水印与哈希校验：对于平台内容审核而言，为了防止内容被恶意篡改后再次上传，通常会使用数字水印技術或生成文件的哈希值（HashValue）。哈希值就像是影像的“指纹”，任何微小的改动都会导致哈希值的巨大变化。鉴黄师可以利用這些技术，快速地判断影像是否与原始版本一致。
AI辅助识别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，AI在影像内容分析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AI可以被训练来识别图像中的异常纹理、不自然的阴影，或者与其他正常图像相比，色彩分布存在显著差异的区域。这些AI的分析结果，可以作为鉴黄師进行進一步人工判断的依据。
“色板”与AI技术协同工作，能够极大地提升鉴黄师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。AI可以快速扫描海量影像，标记出可能存在问题的图像，然后由鉴黄师进行精细化的分析。在分析过程中，标准色板就成为了AI算法训练和验证的重要参考。
当然，我们也需要认识到，“鉴黄師”這个职業的背后，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。他们需要长時间面对大量可能包含不良信息的内容，這对个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因此，除了技术和专业知识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也是这一职业从业者必备的素质。
总而言之，“鉴黄师”并非简单意义上的“看客”或“打码员”。他们是掌握着影像分析、数字取证、信息安全等多方面专業知识的技术专家。而“色板”，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技術环节，通过对色彩的精确还原和分析，帮助他们在纷繁复杂的影像世界中，辨明真相，守护数字空间的清朗。
他们的工作，犹如在光影的迷宫中，用智慧和技术，为信息流筑起一道道坚实的屏障。
在这次整理中，从次品及“废料”中清理出来的文物多达2876件，其中一级珍品就有500余件。例如宋徽宗赵佶的《听琴图》，过去被认为伪作，经鉴定，实为赵佶真迹；商代三羊尊，重百余斤，一直被认为是伪品，不被重视，存放在缎库，1957年整理时发现，经唐兰先生等院内外青铜器专家共同鉴定，认为是一等精品；发现账上没有的瓷器中不少是宋哥窑、官窑、龙泉窑的珍品，如哥窑葵瓣洗，龙泉窑青釉弦纹炉等。
这些珍品在过去数次清点中未被发现，有多方面原因：有的是溥仪出宫前，被清室人员藏在天棚、屋角、椅垫或枕头里；有的是在宫内储存时，被认为是次品、赝品，搁在次品堆中，一直湮没无闻；还有些是与非文物混在一起，长期未能区分，等等。
第二次清理是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。这次整理的主要任务，是把库房中过去还没有完成和没有做好的继续做好。
第三次清理是1991年至2001年。1990年故宫博物院地下库房第一期工程竣工，1997年第二期工程建成。从1991年起，10年中，60％的院藏文物从地面库房搬入地下库房。故宫博物院先后制定并修订了一系列管理制度，核查文物数据，登录文物信息，为进一步摸清家底，实现数字化管理打下基础。
经过几代故宫人的整理、鉴别、分类、建库，故宫博物院基本上做到账目比较清楚、管理制度逐步健全。但是，由于宫廷藏品及遗物数量巨大、种类繁多、存贮分散，以及过去对文物认识的局限性等原因，虽然进行过多次清理，但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到底有多少，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。
第四次清理是2004年至2010年。随着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的开展，故宫博物院进行了持续7年时间的大规模文物藏品清理。清理从文物账、卡、物的“三核对”开始，包括点核、整理、鉴定、评级等一系列工作。经过7年认真辛苦地工作，故宫博物院终于弄清了家底！
审慎地整理“文物资料”是这次清理的一项重要内容。“文物资料”是故宫博物院当年评定文物等级时，对于认为不够三级文物又具有文物价值、即介于“文物”与“非文物”之间藏品的称呼，有10万多件，门类繁杂。列为“资料”有多种原因，有些是因为伤残，也有些是对文物认识上的局限。例如2万多件清代帝后书画，过去认为帝后不是艺术家，其作品水准不高，而全部列为资料。再如清代“样式雷”制作的“烫样”，是遗留下来的珍贵的皇家建筑模型，故宫博物院收藏最多，达83件，也曾作为“资料”管理。这次清理中，对这十万多件资料进行认真整理、鉴别，凡是符合文物定级标准的，都登记进入文物账并定级。
故宫博物院的一级文物，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所鉴定，受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，一级品中有部分文物存在水平不够，或者经过反复鉴定确定为伪品的藏品，需要降级；二级文物中又有一些需要升级为一级文物。另外有一些宫廷文物，因为过去对这类藏品价值认识不足，需要重新认识，重新定级。
至2010年12月底，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，真正做到实物和藏品案一一对应。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数，为1807558件（套），珍贵文物达到93.2%，占全国公共博物馆和文物收藏机构所藏珍贵文物总量的41.98%。其中，古籍文献60万件，瓷器36.6万件，织绣18万件，铜器16万件，书法7.5万件，绘画5.3万件等。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，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、最准确的数字。
故宫博物院在文物藏品清理的基础上，陆续编印了《故宫文物藏品总目》并向社会公开发行，以利于社会各界对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状况的监督。为了让社会公众更好地了解故宫藏品的精妙，满足人们的观赏、研究等不同需求，故宫博物院还编辑出版《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》，从180余万件藏品中精选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文物15万件，按照陶瓷、绘画、法书、碑帖、青铜、玉石、珍宝、漆器、珐琅器、雕塑、铭刻、家具、古籍善本、文房用具、帝后玺册、钟表仪器、武备仪仗、宗教文物等类别分26编500卷陆续出版。这是一项需要长时期努力的文化建设工程，是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整理、研究结合在一起且互相促进的工作。
（作者：单霁翔，系故宫博物院原院长）
图片来源：快科技记者 陈雅琳
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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